同时，熟悉经典阅读的传统学术路径，尤其是“通读正史”必须遵循的，原典阅读相沿成习学术规范，是为真正领悟《先秦大侠义》对中国侠文化源头考辩、论析写作宗旨的关键，这是本书阅读方法论应注意的第三个方面。
一般而言，“通读正史”甚至“稗官野史”，如果不是训练有素，养成文言阅读的基本习惯甚至文字趣味，并不断积累相关的阅读经验和长期补充学养，文本细读过程将会非常辛苦，更莫说思考学术问题了。《先秦大侠义》论析先秦侠义源头所在，“通读正史”的第一部就是太史公司马迁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，然后关联而及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汉书》……先秦史的数十种文献，蓝先生原典阅读的厚实根底随处可见。
如第十章《重死轻生、犯险拯厄的勇义取向》：开篇评点《游侠列传》概述游侠狭义行为的两句文本表述：“其言必行，其行必果，已诺必诚”，与“不爱其躯，赴士之困厄，既已存亡死生焉”。接着提出自己的观点：“前一层意思彰显信义，后一层意思揭示勇义，精当得体，昭然甚明。后人图简单，将其浓缩为‘重然诺，轻生死’，似乎得其要，其实却有不少的差异。尤其所谓‘轻生死’，失于知‘轻’不知‘重’，未能把握住‘不爱其躯’的双向含义。”随即提出训诂“勇”字，再加考证“先秦时期的士——特别是侠见义勇为，怎么样看待人的‘生’和‘死’”，展开本章论析先秦侠义精神的思路方法。主要涉及到的典籍有：《说文》、《玉篇》（释“勇”），《晏子春秋·内篇杂上》（晏婴公元前548年前的一次勇者行状），《史记》专列的《伍子胥列传》、《吴太伯世家》、《楚世家》、《勾践世家》（所述“以勇武著称的伍子胥”所为），结论是：“千百年来江浙一带端午赛龙舟，都以伍子胥为神，不像其他地方的端午是祭屈原，足见他的大勇得到后人肯定。”
如果第十章论析思路就此打住，则主要还是文学阅读的典籍分析方法，徘徊在《史记》传记形象的文学性格分析层面，离先秦侠义精神的文化哲学考辨目标还远得很。所以前述内容仅仅是本章“问题的提出”部分而已。接下来“通读正史”方法的应用，则是向先秦文献“倒溯回去”，从引《左传·昭公二十年》所记伍尚、伍子胥兄弟生死决择的对话开始，再引《国语·周语（中）》“以义死用谓之勇”的出典，再引先秦原典的《老子》第七十三章、《论语》（《为政》《宪问》）、《墨子·经学上》所述“勇”的“好、恶”之别，认为这才可证《史记》所记之侠勇真义了，到此太史公撰《季布栾布列传》，清楚提出了“重死”的概念……。如此经典阅读处处“坐实”文本的语义阐释，大大强化了《先秦大侠义》的学术性和论辩性，蓝先生的国学修养与出众的国文表达能力让人叹服。
简言之，“原典阅读”规范是学术性的，有专业的长期训练基础与简明、准确、畅达的母语书面表达要求。上文“要去档案馆查第一手的资料”，“第一次那个话是怎么说的，一个字都不能差”，就是指的这个学术规范的底线所在。由文学阅读发现并提出正史通读的学术问题，按照传统学术规范，选择训诂、考证、论辩入手深究问题解决思路，原典阅读的“经典训练”方法，以相关典籍旁征博引的熟练运用为表达形式，正是《先秦大侠义》学术品格鲜明个性的具体存在方式。限于篇幅，这里不进一步展开引证了。
三、欲说还休
以中国传统文学侠义形象的文学性格“侠义”探讨的兴趣为发端，进而重评《水浒》侠义形象个性解读却被误会，于是激发“通读正史”，参考“能够到手的稗官野史”，写成学术个性鲜明的《先秦大侠义》。蓝先生一步一个脚印，给个人“从教从文五十年”，成功画上一个份量厚重的“立言”休止符，真是让后学钦佩莫名。据专业阅读的学问“标准”，专著《先秦大侠义》从内容到形式，可圈可点之处实在太多，不是这篇书评短论说得透彻的。诸如大禹、涂山氏治水的新说，中国侠义观念的历史形成过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观的关联，中华先人的民主自由、个人权利意识新解，先秦侠义的形貌风神等等，可谓新意迭出，不断激发读者的专业阅读兴趣！尤其是重庆地域文化成分之一的码头文化，从先秦侠义文化内在结构的考辨，找到了事实存在的源头，为科学认识重庆文化精神做出特殊贡献。
最后，回到本文开头沉重的话题。基础教育语文学科的原典阅读，当下仍然是严重问题。从事语文学科教育的教师，原典阅读习惯的培养还是老大难！70余年前，朱自清先生《经典常谈》的“经典训练”已经提出可行的操作方案，可惜，没有在语文教师的专业能力培训中重点采纳，却被视为一种离现实很远的陈旧学术观念而搁置。蓝锡麟先生的《先秦大侠义》力作，作为朱自清先生“经典训练”说个性鲜明的阅读应用，应该引起关注中国教育改革的有识之士高度重视！
（本文作者为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，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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