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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性鲜明的“经典训练”案例——谈谈《先秦大侠义》一书的阅读方法

赵心宪

发布:系统管理员 日期:2015/6/30 来源:本站 浏览:

《先秦大侠义》阐释中华侠文化的先秦源头,即中国侠文化的源头,其严谨的学术思考,就是从“集中心力通读正史”开始的,从史记的《刺客列传》,深入《春秋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等历史典籍,再深入先秦诸子的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墨子》等原典,以及《韩非子》等先秦典籍。然而值得我们重视的是,蓝先生同时注意到通读“能够到手的稗官野史”,以作为正史阅读同等重要的野史阅读,相互参证,互为发现,人类学的阅读视野,成就了先生个性鲜明的《先秦大侠义》!

二、从文学阅读到原典阅读:经典阅读训练的学术路径

“能够到手的稗官野史”,身在学术殿堂学界的知识精英,除了专业需要之外,一般不是很重视的。中国的知识创新传统,正史阅读功夫才是学问所在,野史阅读那是读闲书,做学问后的消遣,茶余饭后放松心情学养的雅趣延伸。

20世纪大师级的学者中,闻一多先生做学问的方法,曾经让他的好友朱自清先生大开眼界。朱先生在翻阅闻先生唐诗札记手抄的资料后说,“有新意、有意思,别有眼光!”甚至,以后不请自来,就为了读读好友新整理典籍相关的资料。现在的观念阐释,这其实是闻先生在美留学,专攻艺术人类学获得认识人类视界学术眼光后的当然绩效。稗官野史在民间,是民间文化的核心构成之一,民俗文化的高级层面,却仍在庙堂之外的民间。充当着直接接地气的地域文化的中转结构面。所谓真善美在民间——“民间有真义”,“民间有真善”,“民间有真美”,“民间有大爱”,“民间有高人”人生格言的价值,经历过文化大革命“洗礼”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可能最有发言权。人类学的人性考察,就在民间。“侠的根源在人性”,需要人类学的发掘和整理。不论《先秦大侠义》人类学意识的自觉与否,重视通读“能够到手的稗官野史”,让蓝先生获得考辨中国侠文化源头的有力帮助,这是自不待言的。这是真正读懂《先秦大侠义》对中国侠文化源头考辩,阅读方法论而言,要注意的第一个方面。

真正读懂《先秦大侠义》对中国侠文化源头的考辩,阅读方法论要注意的第二个方面,不是文学阅读方法的直接运用而是原典阅读规范的重视。蓝先生《先秦大侠义·后记》有关的写作阅读反思,就是明确的表白。2009年4月至7月,“在如何看待儒与侠,如何看待儒文化与侠文化,如何由此通向看待整体中华传统文化”问题的追索下,以20章的篇幅,“从侠义视角解析了《水浒》”的侠义内涵。但不久“逐渐意识到,《水浒》所写的不过一群绿林豪侠,从他们身上固然显示出了侠文化的若干特性,包括正面元素和负面元素,却终究难以统揽侠文化的总体风貌。”于是有了《论语》的研读,和由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,深入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等先秦历史典籍,再深入先秦诸子的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墨子》等原典,以及《韩非子》等先秦典籍的“经典训练”补读。一言以蔽之,文学阅读的习惯会不自觉掩盖了原典阅读的目标要求,中国侠文化的认识,如此这般徘徊于文学形象层面,当然不可能上达侠文化整体透视必须的理论思维境界。

检索近年相关较有影响的学术论文,《先秦的士及其精神》、《先秦两汉侠客形象变迁之研究》、《〈史记·侠客列传〉与先秦的侠义精神》、《先秦诸子与侠义精神的形成及其复杂内涵》、《论〈史记〉侠义精神的文化内涵》与《墨家思想对中国侠义精神的影响》等文,都没有重视,或者不够重视发掘、使用“能够到手的稗官野史”民俗文化资源,不能不说,文学阅读学科专业习惯的影响实在太强悍。

北京语言大学彭庆生《侠义精神的历史传统与提升》,运用文学阅读方法反思中国文学史“侠义文学”发展的历史过程,清晰概括出《史记·侠客列传》“开侠义文学之先河”至当代的流变,为了行文简洁不妨照录如下观点:

“在中国文学史上,《史记·侠客列传》开侠义文学之先河,曹植《白马篇》奠定了侠义文学的基调;初盛唐时期,骆宾王、陈子昂、王维、李白等一大批诗人,任侠狂歌,从军报国,创作了大量的游侠诗,边塞诗,形成了侠义文学的第一个高峰。

宋元明的话本、小说中,游侠形象再度活跃,并出现了《水浒传》这样的巨著,是为侠义文学的第二个高峰。

金庸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光彩熠熠的侠义英雄形象,拓展侠义精神的内涵,提升了侠义精神的思想境界,成为侠义文学的第三个高峰。”

依据中国文学发展史,彭庆生先生对侠义精神的阐释,紧紧把握住侠义文学三个高峰时期代表作家创作的侠义形象比较,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金庸小说的“横空出世”给予热烈礼赞,认为小说家“塑造了一系列拯民于水火的侠义英雄形象,始终贯彻‘为国为民,侠之大者’的宗旨,从而恢复了《史记》、唐诗、《水浒传》歌颂的侠义精神,并把这种传统的民族精神提升到了新的高度”。如郭靖,这位梁山英雄郭盛的后裔,得洪七公真传,“既有‘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’的胸怀,又有满腔热血,‘为我神州千万老百姓而洒’的决心,更有长期坚守襄阳,保国安民的实际行动,无论其精神境界或所作所为,都远远超越了朱家、郭解之类的汉代大侠,这就是金庸小说对中国传统侠义精神的提升。”其实,当代中国十七年文学发展历史中的侠义文学,给笔者这一代人更是刻骨铭心的终身记忆,《红岩》、《林海雪原》、《铁道游击队》等红色经典中的侠义形象,成为笔者深达骨髓的青春阅读纪念。但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是,侠义形象的精神提升,得力于创作主体的情思天赋与语言才华,却非历史源头史实的文化积累,而且时代生成的外力影响更有可能成为决定性的因素。时代、社会发展的多义性与丰富性,让中国侠义精神越来越个性鲜明、单纯,却可能掩盖其原生多义源头创生因素更合理的历史存在,这当然会影响我们对国民性生命力“遗传基因”的了解。中国侠义精神的阐释,必须回到文学历史的源头本事,重视“能够到手的稗官野史”的收集与阅读,想象回到正史不录的先秦文化时空,寄希望于真正领悟“整体性生存”的中国民间文化侠义精神,以印证中华文明永不枯竭生命力之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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