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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

袁行霈

发布人:系统管理员 发布日期:2015/2/4 来源:本站 浏览:次 字号:

我讲这个题目是出于以下考虑: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校内36位教授,用6年多的时间,撰写了一部《中华文明史》。我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和此书的主编之一,在撰写过程中不断思考这样一个问题:中华文明的历史究竟能给21世纪的人类甚么启示?

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一,就是选择和平和谐。

中华文明植根于东亚大陆一片广袤的土地上,中华民族安土重迁,热爱和平。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“和”的文明,“和”的观念在经典中多次出現,《老子》说:“万物负阴而抱阳,冲气以为和。”(第十二章)这是从哲学的高度解释“和”,用“和”来概括万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。《论语》:“有子曰:‘礼之用,和为贵。先王之道,斯为美。’”(《学而》)这是从礼的角度解释“和”,“和”不仅是礼之所用,也是为政之道,而且是一种美。《礼记·中庸》以“和”为“天下之达道”,能“和”则能四通八达,无往不利。又说:“致中和,天地位焉,万物育焉。”达到“中和”,天地才得以正,万物才得以育,这就将“和”的意义提到了很高的地位。

中华民族深知和平对文明的保障作用,也深知战争对文明的破坏作用。西晋统一全国后,在文献整理、史书编纂、学术积累,以及文学创作等方面,都已出现繁荣的端倪,是战争,打乱了文明发展的进程,在北方造成多年的文明断裂。宋代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座高峰,科技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,是战争,打乱了原来的趋势,延迟了文明的发展。

和谐与和平都基于一个“和”字。和谐是和平之上的一种更高、更美的境地,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、人与人的和谐,以及个体的人自身的和谐。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,重点在于:既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的需要,也调整人的生活方式,以适应自然的规律,这就是所谓“天人合一”的要义。关于人与人的和谐,重点在于: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,既考虑局部的利益更顾全整体的利益,以达到整体的协调发展。关于个体的人自身的和谐,包括身心两方面的协调,重点在于通过实践和自省以提升自己的人格和道德。中华文明中关于和谐的观念,对于解决当前中国和世界面临的种种问题,无疑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。

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: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和平和谐,唯和平才能使文明的成果得以保存,唯和谐才能使文明稳步发展。

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二,就是选择包容。

包容,是中华文明固有的思想,早在《尚书》中就有这样的话:“有容,徳乃大。”(《周书·君陈》)意思是:有所包容,所成就的功德才能巨大。《老子》也说:“容乃公,公乃王,王乃天,天乃道,道乃久”(第十六章),意思是:有所包容,就能臻于“公”,进而臻于“王”、臻于“天”,臻于“道”,臻于“久”。这虽然都是针对统治者而言,但在中华文明中具有普遍的意义。中华文明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明,中国人常用“海纳百川”来形容一个人的气度胸襟,这四个字也可以用来形容中华文明的品格。

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,中华文明的发祥地,不只是黄河流域,还包括长江流域。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又证明,除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,还有许多文化遗存散布在全国各地。中华文明的组成,既包括定居于黄河、长江流域的,较早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华夏文明,也包括若干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少数民族文明。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,是多种文明因素的整合。整合的模式是以华夏文明为核心,核心向周围扩散,周围向核心趋同,核心与周围互相补充、互相吸收、互相融合。汉族和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,都为中华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我们引为骄傲的山西应县木塔那样精美的建筑,便是契丹族所建立的辽代的杰作。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,首次开辟了南北海运航线。满族所建立的清朝,出现了康乾盛世,为中华文明增添了精彩的一页。

我还想举战国和唐代为例进一步加以说明。战国时代儒家、墨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名家、阴阳家等不同的学说和流派多元共存,自由争辩,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。我想强调的是,这种包容不只是统治者的包容,也是整个社会的包容,孔子有弟子三千,“杨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”(《孟子·滕文公章句下》),其它各家也各有自己的信徒或同道,这说明社会的包容度很大。包容,也是唐代文明鼎盛的一个重要标志,这表现在许多方面,例如儒、释、道三家并用;政府机构中各民族的人才都有施展的机会,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,使大量出身庶族的士人进入仕途;文学艺术的题材和风格多种多样,等等。仅以政府的将军为例,如哥舒翰、高仙芝、李光弼等都是少数民族。而日本的阿倍仲麻吕(晁衡)、新罗的崔致远都曾在唐朝任职。

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:文明的发展需要包容,“山不厌高,海不厌深”,唯包容才能百川汇海,唯包容才能不断壮大。

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三,就是选择开明。

开明的核心有四点:一是民为贵,孟子说: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。”(《孟子·尽心章句下》)这已成为经典性的话语。二是广开言路,从谏如流,班彪说:“从谏如顺流”(《文选·王命论》),这是明君的必要条件。三是举贤授能,《礼记》说:“尚有德,尊有道,任有能,举贤而置之。”(《礼器》)这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举措。四是以法为准,唐太宗说:“法者,非朕一人之法,乃天下之法。”(《贞观政要·公平》),其中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法治思想。中国古代往往将“盛世”与“开明”联系起来,称之为“开明盛世”。汉代的文景之治,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,这些盛世都是比较开明的。即以唐代为例,太宗对太子说:“舟所以比人君,水所以比黎庶,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。”(《贞观政要·教戒太子诸王》)太宗问魏征:明君和暗君的分别,魏征回答说:“君之所以明者,兼听也;其所以暗者,偏信也。”(《贞观政要·君道》)太宗深以为然。先天二年,玄宗任命姚崇为相。姚崇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,提出“十事”,从施行仁义、不求边功、停止宦官和外戚干政、免除杂税等十个方面申述了自己的意见,玄宗从谏如流,取得很好的效果。姚崇罢相时,推荐刚正极谏的宋璟继任相位。宋璟继续贯彻姚崇的政策,使得赋役宽平,刑罚清省,百姓富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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