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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

袁行霈

发布:系统管理员 日期:2015/2/4 来源:本站 浏览:

宋代的政治设计也有一定的开明性。宋代健全了一整套文官制度,皇帝和大臣、中央和地方、行政和监察,既相配合也相制约。就以皇帝与大臣的关系而言,陈亮引仁宗的话:“措置天下事,正不欲专从朕出。……不若付之公议,令宰相行之。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,则台谏公言其失,改之为易。”(《龙川集·论执要之道》)仁宗表示,处理天下事不专由自己一个人决定,便是一种相当开明的态度。

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: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开明,唯开明才能广得人心,唯开明才能云蒸霞蔚。

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四,就是选择革新。

中华文明在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,虽不是最早的,却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。其中的原因很多,我在《中华文明史》的总绪论中作过一些说明。现在只想强调一点,就是中华文明中包含着变易的思想,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。《诗经》赞美周文王说:“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。”(《大雅·文王》)便是对“维新”的赞美。《周易》说:“日新之谓盛徳,生生之谓易”(《系辞上》),指出不断的变易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。《周易》又说:“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。”(《系辞下》)变,是从穷到通的关键。其实,《周易》的这个“易”字,就是变易的意思。关于中国哲学中的变易思想,张岱年先生举了孔子、老子、庄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、王夫之、戴震等一系列哲学家的言论,总结说:“中国哲学有一个根本的一致的倾向,即承认变是宇宙中之一根本事实。变易是根本的,一切事物莫不在变易之中,而宇宙是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。”(《中国哲学大纲》)这种变易的思想,常常被用来作为变法的依据。近代的康有为托古改制,他说:“夫至变者莫如天。夫天久而不弊者,为能变也。”(《变则通通则久论》,见上海时务报馆光绪二十一年版《南海先生四上书记》)这段话既符合传统的思想,又服务于其变法维新的主张,可以视为他对中华文明历史经验的总结。

验之以中华文明的历史,几千年来不知经过多少次大大小小的变革。就带有全局性的制度而言,从分封制到郡县制,从察举制到科举制,从城市的里坊制到街巷制,每一次变革都带来文明的长足发展。从分封制到郡县制,巩固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;从察举制到科举制,促成了新型士人的成长;从里坊制到街巷制,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。如果就文学体裁这一个局部而言,从古体诗到近体诗,再到词和曲;从文言小说到白话小说;从杂剧到传奇,每一次变革都带来文学的突飞猛进。

毋庸讳言,中华文明中也包含着因循守旧的因素,所谓“祖宗之法具在,务行故事,慎所变改”(《宋史·王旦传》),诸如此类的话不胜枚举。回顾历史,凡是革新的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,文明就得以健康发展;凡是因循守旧的势力占据上风的时候,文明的发展便受到阻碍。

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:革新是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,只有不断革新才能不断前进,只有不断革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。

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五:就是选择开放。

中国的汉唐盛世,都是开放的朝代,中外文化的交流十分活跃。汉代通西域,带来了中亚和西亚的文明。公元前二年,佛教传入中国,在思想观念、生活习俗和文学艺术等许多方面,对中国固有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例如:佛教传入之前中国只有今生此世的观念,是佛教带来了三世(前世、今世、来世)之说,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。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翻译有关。随着佛经的翻译,汉语的词汇扩大了,文学观念也多样化了,诸如“空”的观念、“境界”的观念,都与佛教有关。更值得注意的是,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禅宗,已经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。至于唐代,对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。丝绸之路开通,形成双向交融的文化格局,唐代文化既得以向外广泛传播,同时也从外面得到很大的补充。当时的长安、洛阳、扬州、广州等大都市,都是中外文化交汇的地方。长安是当时最大的国际都会,在8世纪前半叶,人口已经达到百万之多,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、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,以及留学生、学问僧、求法僧、外国的音乐家、舞蹈家、美术家,以及大量外来的商贾。大食、天竺、真腊、狮子、新罗、日本等许多国家的使臣络绎不绝。在宗教方面,除了道教和佛教,伊斯兰教、祆教、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传播。唐太宗设立的十部乐,其中四部来自唐朝境内少数民族,四部来自国外。到了明代,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对外交流活动,就是郑和下西洋,其足迹远达东南亚、南亚、西亚、东非,密切了中国与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,成为中华文明对外开放的壮举。

中外文化的交流有利于双方的文明发展。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欧洲,对西方文明的伟大贡献已是公认的事实。明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用科学作为传教工具,激起中国一部分士大夫对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兴趣,这包括古希腊哲学、伦理学、语言学、逻辑学、地理学、医学、生物学、数学、历算,以及美术、音乐、火器、水利、建筑等等。而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,16世纪至19世纪的三百年间,玉米、甘薯和马铃薯等美洲作物的传入和推广,对中国开发地广人稀的山区,满足对粮食的需求,从而发展生产力,起到了关键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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